“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样的行为在指挥权上是否存在矛盾

一个能打仗的将军会择机而战胜之。

李云龙同志的亲身遭遇已经用事实告诉大家，这是个伪命题！八路军总部给新一团下达的命令是：在772团的接应下从俞家岭方向突围，李大脑袋团长根据战场情况临机决断，全团向当面之敌发起反冲锋，从日军坂田联队的正面突出。战斗确实起到了出敌不意的奇效，新一团胜利地全身而退，但是结果呢？不但没有嘉奖，李团长云龙还被下放到边区被服厂绣花。

将在外，军令也必须接受，这是现代战争的指挥原则，这句话的原语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所特指的是古代战争中，受限于交通和通讯水平的低下，领兵在外的将领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手中部队的作战方式和具体行动，因为请示是来不及的。就算是什么600里加急甚至800里加急，皇帝的军事命令也会姗姗来迟，而战场形势是瞬息万变的。

但是无线电和有线通讯的普及，已经使这一现象得到根本扭转，军事统帅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战场实际情况和下达相应的作战命令，如果将领们再拒不接受，那军事指挥体系不就乱套了？八路军副总指挥处罚李云龙之前说的明白：“战场抗命这个毛病惯不得”。新一团虽然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但是对军事指挥的权威性造成了破坏，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军事顾问团曾经不无尖刻的评论到：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不同，在于他不能乘坐飞机与手下的将领们会面。言外之意，毛主席只需要在延安的窑洞里，就可以通过电文指挥全国战局，并且重大指示和命令都会得到贯彻执行，而蒋介石虽然飞来飞去召开现场军事会议，但是将领们却经常阳奉阴违，这就是根本性的差距。

并不矛盾，和这句话类似的还有一句，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实这两句话说的是同一个意思。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任何一个微小的事件，都有可能影响战争结果的走向，而这些稍纵即逝的战机，只有亲临一线的指挥员才能捕捉到，并加以利用。如果事事都要请示之后再做决定，那将陷入处处被动的境地。下面就以毛主席和粟裕将军为例来说明“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必要性。

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曾几次赋予粟裕军事指挥权，给了粟裕极大的发挥空间，让他能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1947 年3月，国民党调集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共45万人，对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则在山东集中有9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约27万余人，对付来犯之敌。敌我双方兵力悬殊过大，只能在运动战中寻找时机歼敌。

5月10日，陈毅、粟裕得悉汤恩伯第一兵团的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先头部队进占了苗家区、界湖，并有续犯沂水的消息。该敌位于第一兵团之最右翼，比较暴露，便于分割围歼，因此，陈、粟决定以3个纵队的兵力视机打援。但是，作战命令下达后，粟裕依然在反复考量，最后仍然认为这两部敌军不是理想的打击目标，因此，一面进行作战的准备，一面密切观察战场的形势，寻找更合适的战机。

5月11日，新的战机出现了，敌第一兵团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突进，沿垛庄、桃墟地区进攻坦埠，企图乘隙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截断华野主力退路。粟裕立即提出了新的作战方案：不打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改打中路强敌整编第七十四师。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部队，以“猛虎掏心”的战法，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从敌人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整编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将整编第七十四师全部干净消灭掉。

5 月 12 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指示：“敌五军、十一师、七十四师均已前进。你们须聚精会神选择比较好打之一路，不失时机发起歼击。究打何路最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施行，我们不遥制。”

在得到自主指挥权后，粟裕决定打张灵甫的整编第七十四师，最终将其消灭在孟良崮。

1946 年豫东战役中，原本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消灭国民党军整编第5军邱清泉部。国民党军在获悉华野的意图后，迅速调集重兵，企图以邱清泉部拖住华野主力，然后在鲁西南与华野主力决战。而邱清泉部的整编第5军是国民党的五大王牌之一，战斗力极为强悍，邱清泉又有“邱疯子”之称，如果不能迅速拿下邱清泉部，而形成胶着态势，那将对我军极为不利。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这和所谓的“抗命者斩”是否矛盾？

这一点，让微操大师蒋介石十分纠结。

蒋介石的一贯政策是，如果是嫡系将领，能不杀尽量不杀，如果仅仅是不服从杂牌长官，不仅不杀反而要大大提拔。如果是杂牌，能杀尽量杀了，免得养虎成患。不管是嫡系还是杂牌，如果有“通共”嫌疑，一律杀无赦。

1937年山东抗战中，韩复榘放弃黄河防线，一路难逃。老蒋在开封以开会为由，诱捕韩复榘，直接枪毙！！！

韩复榘是杀鸡儆猴的那只鸡，因为他不是嫡系。他出身西北军，当了八年的山东王，还和四川刘湘密谋倒蒋，实在是罪该万死。这次抓到他临阵脱逃，自然非杀不可！

可是，韩复榘先后夜袭桑园车站、血战德州、坚守临邑、济阳遭遇战、徒骇河之战、济南战役、夜袭大汶口等战役，可以说是战功赫赫，老蒋杀他，实在是看上他的第三集团军了。

韩复榘临死前，大喊“刘峙一溃千里，号称长腿将军，该不该杀？”

老蒋的意见是，刘峙不能死，刘峙是最听话的人。打不过日军没关系，只要不通共不造反，那就不能死！

听老蒋的话，就不会死，这一点，国军将领们实在是太懂了！

徐州会战后，登封战役爆发，薛岳组织军队围歼土肥圆师团，因为黄杰和桂永清两个军的不战而逃，不仅没能围歼土肥原贤二，反而让国军阵线全面崩溃。登封战役的失败，国军只能用挖开花园口，人为造成黄河泛滥，数千万人受灾，从而堵住了日军向西进攻的步伐。

前一段时间播了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也就是《伟大的转折》，主要是讲遵义会议。这个过程众所周知，都很熟悉。但在毛主席争取博古他们的过程中，博古，凯丰个李德这些人手里最大的尚方宝剑就是，中央红军向西突围，到湘鄂西去和二六军团汇合，这是共产国际同意了的。

对当时的中央红军来说，这就是军令，博古，凯丰和李德这些人就是坚持必须要服从这个命令，而主席他们则认为这是自投罗网，不能去，这就是要抗命。最后的结果众所周知，在经过了一番斗争之后，红军还是放弃了北进湘鄂西的计划，转而向贵州进攻，打乱了敌人的围剿计划，改变了长征以来被敌人追着打的被动局面。

在这个电视剧中，有一个片段给人印象很深刻。当主席提出不能再北上自投罗网的时候，李德说，你这是要违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要对共产国际负责。主席则反唇相讥，如果北上导致红军陷入敌人包围圈，全军覆没，中国革命彻底失败，你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博古才无话可说了。

将在外，军令是不是不受，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既不能说盲目服从命令就好，也不能说经常性抗命就好，都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的。在古代，之所以经常会出现这句话，是因为交通和通讯不便，统帅部遥控指挥多有不便，所以只能由前线将领根据战场形势临机应变处理。

而在现在交通和通讯条件非常发达的情况下，这就没有多大问题了，统帅部会根据全盘局势的需要，对前线发出指示，调整或要求前线部队的任务，而前线将领则需要根据战场形势和自身承担的战略任务来进行具体部署，有时候也会需要临机调整。总的原则是，前线的调整要有利于达成自身所承担的战略任务，在不违背这个目标的前提下，可以进行调整。

所以，在淮海战役前，中央对华东和中原两个战场的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陈帅调中野管后勤，华野交给粟裕军政一肩挑，并且明确表示了“我们不遥制”，表示对粟裕的军事指挥能力完全信任，让他放手去打。而粟裕在提议由中野首长统一指挥后，中野首长也明确表示，我们可以负责指挥，但是我们的通讯设备比较落后，怕影响战局，可以由粟裕相机处置，不必事事请示。

而在辽沈战役究竟是先打锦州，还是先发长春的问题上，中央个东总出现了分歧，东总过于谨慎，中央担心先打长春会打草惊蛇，导致沈阳和锦州的三十多万国军退入关内，和华北国军汇合，影响下一步作战，坚持要求先打锦州。东总首长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没有用“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理由拒绝先打锦州的命令，这才有了攻下锦州，关门打狗的局面。

实际上，按照现在党史军史研究的成果来说，在长征过程中，其实共产国际并不完全支持博古这些人的意图，尤其是在中央红军的电台坏了之后，已经无法及时与共产国际联系，这为主席在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上说服博古和李德转兵贵州提供了方便。其实，当时如果共产国际能够及时了解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肯定也不会同意博古李德他们继续北上自投罗网的意见。

话反过来说，这种牵扯到不同战略区之间的协同配合作战的情况，如果双方不能及时通报自己的情况，一方突然改变行动方向，那就会对另一方的行动造成很大的麻烦，乃至陷入困境。比如中央红军原计划去湘鄂西与二六军团汇合，那么二六军团就要在湘鄂西一带等待接应中央红军。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之间当时也联系不上，中央红军就直接改变方向，二六军团就白等了。好在当时二六军团周围并没有敌人重兵集团围困，重心都在追击中央红军上，所以二六军团并没有遭受太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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